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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先生正是依靠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和运用语言的能力，通过解释与转换，将中国哲学中具有无限魅力的丰富思想介绍给西方的。

朱熹并不以情为恶，他只是以性为本体，以情为性之所发，但他和孟子一样是性情统一论者。父母对于子女尚且如此，人与人之间、君与臣之间就更是以利相交，处处用计算之心，决不可能有什么相爱之道，因此，将孟子的主张说成是诈而诬，劝说当时的明主不要接受。

就善的实现而言，不是靠内在的存心一类的心性修养，而是靠外在的礼仪和圣王的教化。昔战国之时，杨墨交乱，孟子患之，而专言仁义。康有为作《孟子微》（1901年），全面发挥孟子的思想，其中不乏用西方的民主、平等观念解释孟子的民贵君轻等学说的内容，实际上已经开了近现代用西方观念和方法解释中国哲学文化的先河。法家的理论代表是韩非，韩非集法家之大成，建立了法、术、势相结合的法治学说，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。成为士大夫之后，则要共定国事。

[14] 即没有从经验事实上论性。[33] 在庆历新政前后，孟子的影响和地位已经空前地提高了。不素餐兮，孰大于是？[43] 这里的君子就是劳心者中的道德高尚者。

三者比较，孟子赞成助法，而认为贡法最不好。孟子所说的所以别野人也就是以私田为野人所有，并以此区别于君子。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，其积极性就自然提高了，不用统治者过多的管理。孟子问陈相：许行必须自己种粮食而后吃饭吗？回答说：是。

这里所说，是指劳心即脑力劳动与劳力即体力劳动的不同。[10] 经界之正与不正，就在于百亩之地是否均平。

但是，如果样样都要自己制造出来然后使用，那是办不到的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经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。这样的人能为社会国家作大贡献，君主用他，就会受到尊重。后稷教民稼穑，树艺五谷，五谷熟而民人育。

有的人有仁，却并不富。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但这都只是一些推测，其确实情况已经很难考证了。关于后者，我们还要专门讨论。

耕者，助而不税，则天下之农皆悦，而愿耕于其野矣。这其实也是对士的更高要求，既然成为了士，就要承担起士的社会责任，即使是生活上受到困苦，也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情操。

随着需求的增长，经济也就越来越发展。[34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

第二，劳心与劳力的分工，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，不仅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所必需，而且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之所必需。二、薄税敛以富民 在农业经济社会，生产的产量和品种是有限的，而税收的轻重，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。这是父权制的家庭，不是卿大夫之所谓家，对卿大夫不再封地，而是靠俸禄生活，公田所收，即供养朝廷和卿大夫。[11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七章。如果说，周初真有所谓井田制，那么，它是一种奴隶主所有制，其代表就是周王，即《诗经》所说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……故曰，或劳心，或劳力。

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其核心是，人人都应当从事生产劳动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不应当有人劳动而有人不劳动，不劳动者靠劳动者供养。

这里所说的君子，是指卿大夫这样的官吏，即管理国家事务的人，不是指道德人格上与小人相对的君子。他所谓民事不可缓也，正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，更关系到人民的幸福。

八家农民合力耕种公田，公田的任务完成后，再各自耕种自家的私田。这样，就不会有欺诈行为。

在孟子看来，社会公平决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。又问：是自己制造的吗？回答：不是，用粟换的。[19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陈相在孟子的论证面前，已经不再坚持人人都要耕种并自己制造工具的学说，但他又提出，如果遵从许行的学说，则市场上的物价一样。

这是物质生活有保证而精神生活很充实的和谐社会。按照孟子的设想，除了百亩之田，还有五亩之宅，可以种桑树、养家畜。

接着他又引用《周易·恒卦》中的爻辞，不恒其德，就很可能承受羞耻，进而说明恒是以德为其内容的，不只是一般的恒久。统治者如果按礼而行，减少税收，节约开支，人民就会得到好处，就会以此为美。

这是实行仁政的根本，一定要从根本做起（反其本）。孟子所说，虽然是以农产品与手工产品的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，但它已具备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。

又问：许行用陶器做饭，用铁器耕种吗？回答：是。商人的货物和农民的耕具，都要靠手工业者来制造。[33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归纳起来，有以下几层意思。

这是解决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根本途径，也是实行仁政的根本保证。……尧舜之治天下，岂无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于耕耳。

[1] 意思是，要实行仁政，必须从划分土地界限开始。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治字。

一、井田制方案 孟子说：夫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孟子的这个思想，无疑是正确的，其中包含了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，也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。